讲到文人，脑海中首先浮现出的一个词汇就是书画。书画可谓是与文人最为匹配的词汇了，从古时书法名家到最常说到的唐寅哪位不是书画双绝。而中国榜书是继承了书画中的“书”一字，不可谓为文人所看重。今天，中国榜书网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文人与书画。

    接近年尾，回想今年的各种展览，发现其中不少都跟“文人”和“人文”之类的字眼关系密切。这种情形，有点像上世纪80年代的“现代”和“当代”。区别仅仅在于，曾经一贯以来力图在时间坐标上寻求建构的书画价值体系，经历了30年的长途奔波，蓦然回首才发现，原来时间未必是检验书画价值的可靠标尺。当一切繁华褪尽，在月满西楼的夜色中把书画精神连同一缕茶香混在一起、坦然品味的时候，那些悄悄沉淀下来的、蕴藏在书画作品中的文人内蕴，才最令人无限感怀。

　　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在“当代”或“古代”，是可以没有区别的。

　　最近在美术馆展出的“新人文·卢禹舜作品展”引起广泛关注，被称为“中国美术新人文主义”开创者之一的卢禹舜以绘画方式表述了人与自然的诸多思考。其中既有《精神家园》的东方诗情，也有《彼岸理想》的超然神韵；既有异域风情的《触摸东南亚蔚蓝色的咸味（泰国）》、也有静观坐忘的《等待才有浅淡的春花像雪片一样飘》。画面之中的那些山川、丘陵、河流和黑土地，画面之外的那些超然情怀，正如王鲁湘评论的那样，“完全是一种在时空中自由组合、自由穿行”。

　　艺术博物院的“研古启今：国画研究会成员作品展”则是把观众的视野，聚焦在20世纪上半叶的画坛。对于热衷关注“革命”、“创新”相关话题的观众而言，肇端于20世纪前期的“岭南画派”无疑是一个持久弥新的话题。而曾经跟“岭南画派”发生过论争的国画研究会及其成员的艺术成就，有些人可能知之不多。事实上，即便是提倡“艺术革命”、“折衷中西”的岭南画派，在“融汇古今”的话题上，也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钻研。而国画研究会的重要成员黄般若晚年在香港创作的一批水墨画，其中的“现代”意识又远非只知道这个绘画群体与旧学传统渊源的观众们所理解和想象的那样。

　　书法领域也在谈“文人”、“新文人”。今年7月举办的“第二届全国新文人书法研讨会暨邀请展”，把十多年前曾经讨论过的“新文人书法”这个关键词重新发掘出来，籍以探讨“书法应该有怎样的文化担当”。在古典语境中，“文人”和“书法”之间没有“隔”，两者的互相联系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置换到当代语境之后，“文人”和“书法”之间有了一点“隔”，如何在“当代”的立场上不要偏离“书法”这个核心话题，这个恐怕才是最重要、也最难做的事情。

　　关于“文人画”的探讨，也一直都是2013年各种讨论会上的“热词”。谈到书画，就必然谈到“文人”。正如前些年，谈到“文化生产”，就必然提到“知识分子”这个词儿。郭西元在新近发表的文章《文人画六题》中，开篇谈到“很少有人会把自己列入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画工画"”。因为，充满活力的文人画曾经代表着书画领域的一种进步。而恰恰是在一切都强调重视知识含量的当代，“文人画被妖魔化，几乎成了落后、守旧的代名词，实在大谬。”也有朋友从另外的角度谈“文人画”，文人画首先是“画”，如果“画”不行，即便作者是“文人”又能咋样？看来，曾经作为时尚文化消费品的“文人画”，在一片拷问和质疑的呼声中，也难免有各种“大谬”。

　　在词源学的意义上，“文人”和“书画”有着平等的话语权。

　　但是，在社会学意义上，“文人”和“书画家”却是不对等的两个文化群体。因为文人未必需要努力证明自己是一个书画家，而书画家，某些时候却要通过各种方式努力证明自己是一个“文人”。

　　当然，文人与否，也不必过于介意。因为，若干年之后，那些仍被谈论的画家和书法家，自然而然就已是文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