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造型艺术，实为当然，不证自明。不过，书法也属于语言艺术和表演艺术，这却比较突兀，需要论证。
　　
    书风合于文风相得益彰
　　
    先看书法与语言艺术。谈起书法艺术，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语言，而是文字。这是必然的，以文字为素材，正是书法区别于抽象画的首要条件。
　　文字有形、声、义三要素。人们普遍认为，对书法而言，形是至关重要的，声和义则是无关紧要的。这种观念与西方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西方美学体系中，与书法最接近的艺术当属绘画，绘画是形与色的艺术。着眼于形，可以顺理成章地将西方现代绘画理论移植于书法。但是，光是着眼于文字的形，不但无法区分（抽象）绘画与书法，而且根本不可能回答：书法何以一定要以文字为素材？文字本来是为了保存语言而被发明出来的。语言有声音与意义两个要素，为行文简便故，我们不妨暂时隔离“声”，仅考虑“义”。
　　由于使用文字，语言的意义被一起带入整个作品，恰如形影相随。必须承认，对书法来说，形是第一位的，义是第二位的；形是主导性的，义是辅助性的；形是主角，义是背景；形是中心，义是边缘。但是，第二位、辅助性、背景、边缘、影子……并不是没有，而且不可或缺。按照现象学美学和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观点，任何一件艺术品都是一个“中心—边缘”结构或“图—底”结构。在这个意义上，书法也是一种语言艺术。
　　的确，语言的意义是书法摆脱不掉、无法舍弃的因素。先看内容方面。孙过庭《书谱》有一段评论：“（王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在《乐毅论》《画像赞》《黄庭经》《太师箴》《兰亭序》等作品中，使王羲之的书风发生变化的，正是文字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是文字的意义所构成的。书风合于文风，相得益彰。

　　书法意味无法“一览无余”

　　再看形式方面。语言之意义不可或缺，还因为语词的意义会构成语句，决定了阅读次序和书写次序。语句在时间中展开，同时，许多语句构成段落篇章，也得言之有序，方能言之有物，于是，书法作品的书写便不能不沿着既定的时间序列展开。不错，任何一幅绘画的创作也都需要一个时间过程，但是，绘画要的只是最后的整体效果，作画的次序完全可以颠倒。而书法创作的时间性则是被文字预先规定好了的，书写次序顺从于阅读次序。书法创作必须服从语句的逻辑次序，一字一句，按部就班，落笔无悔，不可更改。行草、狂草尤其如此。

　　因此，比较而言，创作过程的时间性，外在于绘画作品，内在于书法作品。书法与抽象绘画的主要差异，在此得以彰显。创作如此，接受亦然。绘画是瞬间造型艺术，观众可以一眼把握作品整体，“一目了然”。书法作品成品尽管也可以为观众“一目了然”，但是观众并不会停留于这“一眼”，书法作品也不会被“一览无余”。观众还要进一步跟踪书写的先后次序，同时争取将文字从头到尾阅读一遍，把语言艺术的因素渗入书法之中，丰富、充实和深化书法作品的意味。

　　总之，书法作品就像一轮明月，将自己的形象浮现在一个光圈之中。假如完全没有了语言艺术的背景，书法作品无疑会显得比较单薄，成了没有影子的形体。书法当然不是纯粹的语言艺术，但在书法作品的完整构成中，显然蕴含着一个语言艺术的层次。

　文/郭勇健